环保部通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污染天气应对情况

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不能有效论证或支撑自己的主张和行为，也就谈不上对国际事务的支配力。

当然，真正具有发展法律的意义、成为研究案例者研究对象的，不会是那些已经成为普遍理解或共识的法律解释结论，而是那些未曾出现过、未达成普遍理解、未形成共识或具有一定独创性的解释结论。现在，公布案例的渠道越来越多，案例的编写逐渐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裁判文书不引用实体法，而是大谈特谈法理学说，结果是论理有余，但法律依据不足，影响了裁判的权威性。这一过程的直接效果，就是在具体案件裁判中蕴含的裁判规则与所解释的法律规范之间，构架起稳固的桥梁。只是宣布裁判规则（裁判结论）而不展示通向子规则的途径，便无法令人信服。可见，已决先例或已发生的事件的示范性，不仅在社会生活中如此，在司法裁判活动中也是如此。一 认定事实的规则和技术 一个成功案例的基础条件是事实清楚。

这样的归纳不仅不够准确，使案例大失其价值，而且还会误导读者。三是要按照科学的推理方法达成相应的结论。张文显：成良，那我问你，受压抑是不是最不幸福的。

所以我们党选择了法治这条路一定是坚定不移了。到了2004年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又把它作为执政的基本方式，这又进了一步。在讨论怎么开展庆祝活动的时候，我们决定一定要发一批有影响、有历史价值的稿子，但是当时还没有太明确的想法。郑成良：起初我们都管文显叫张老师，后来他当师兄之后我就逐渐改叫文显了。

第三非常重要，叫私人自治，也叫社会自治，如果什么事情都用法律管起来，那肯定不是法治。任何创新，都没法把它转化成数字。

于是法律史学科率先找到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影响了法理学。但是把自由看得最高的永远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把面包看得比自由更重要。我们这个司法改革，定了四个目标。徐雨衡：据我了解，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我们的文史哲研究中，史的地位高于理论研究的地位。

由于目前的考核机制，重科研轻教学是中国大学非常普遍的现象。第四，关于法理学的思想启蒙作用。到我们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你出国回来。我觉得中国的社会太需要法律人才了，即使不从事法律工作，也会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养成法律观念、形成法律思维。

从这两个比例能观察出一个大学对于国家法治的贡献状况，一个是数量，一个是质量。可见，他把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视为我们党有没有治国理政的理论，视为我们有没有话语权，视为我们有没有主导我们国家的思想意识形态。

现代法律应该是权利之法，以权利保护为目的。所谓新的研究方法，也不是很新，就是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我认为怎么评价有三条。我们要注意继承和扬弃的关系问题，对于中华法系我们要取其精华。没有这个工具，法科学生照样能成为优秀的法官，优秀的律师，优秀的检察官。借用显明的观点，法治就是限制权力保护私利，让全社会接受公域与私域的划分。我在读书开始的阶段就是这么不断地循环，后来觉得我们那个图书馆里没有可读的了，然后就到长春市图书馆去读，然后再转到省图书馆去读。【作者简介】 张文显教授，吉林大学、浙江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副会长，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召集人，国家社科基金法学评审组召集人，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专家组法学组召集人。

而年轻人需要找一个领头羊，文显又是不二人选。郑成良：首先，我就觉得对年轻人来说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绝不盲从，这对一个学者来说，我认为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像马融这些专门解释法律的人都是经过皇帝钦定的，他们的任务就是每当法律出现理解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来解释这项法律。我们这些同学入学，尽管学法学，但都要哼一点小诗——有的学古典，有的学现代。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义务本位的观点有它的合理性，有它的科学性。我们是推进式的法治，是拉动式的法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形成合力。

尤其是讲课结束时那个小结。中国青年歌手大赛的评委也有认识的歌手，但因为公开了就有舆论监督。也就是说，被管理者的义务所覆盖的生活领域与政府权力所覆盖的生活领域是一样的，在被管理者是义务，在管理者就是权力，离开了义务的世界，权力就是不合法的、不正当的。法律在某种意义上是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又不是科学而是一种实现公平正义的艺术，这是我对法律最基本的理解，只是在价值论的角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基本中断，开始受苏联的影响。刚才成良说到法理学的启蒙作用，他认为，启蒙的问题都解决了，法理学的作用就不显著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这两次全会和法治有关的总量合起来大概是191项，那么现在司法改革的任务是129项。在中国，很多人没有这种能力，因而更多地希望别人替他们包办。

列宁写《国家与革命》的时候，通篇可以看出那个时间他传承的是和马克思学说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发表的东西就和过去有所差别了。当时三位青年，是怎么碰撞到一起的？您们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学术背景下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 徐显明：文显和我俩，严格来说不是一辈儿的。

正是因为按那条道路走不通了，才有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才有改革开放。虽然很多学院开展教学方法改革，但没有普遍推开。感谢张立伟教授、钱大军教授、王垚同学、郭栋同学对访谈资料的收集。第二部分是我们应该更加注重挖掘中华民族优秀的法制历程，应该重振中华法系的雄风。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外界对我没什么诱惑，我觉得我很理智很宁静，内心很平静呀。我觉得社科法学永远不会唱主角。

另一方面原因是受领袖的影响，毛泽东用史之熟是青年人所向往的。我觉得我们那代人比现在的人单纯多了，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当时复杂得多，大都非常世故。

张文显：对，当时高老师让我读商鞅，他的那门课中关于商鞅的法律思想是我讲的。真正的复合型人才指的是什么，有一个本科以上的非法学的教育学历。